文化透视

    仔细审视上述种种骗术，可以使人从一个特殊视角体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、命运乖戾的残酷现实。

    外患与内战的交织，传统与近代的碰撞，革命与反革命的搏击，历史机遇的垂青与道德良知的沦丧……在客观上为各种人物的登场、表演与谢幕营造了特定的时代氛围。一方面，近代社会新旧交替，先进战胜落后；另一方面，旧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对抗新的甚至是进步的事物，屡败屡退，屡败屡战，因而近代中国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。一方面是新文化欣欣向荣，另一方面反动的落后的文化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，活跃于一时一地。骗子文化就是例证。

    首先，骗子的存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嘲弄。

    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，一直以诚信相标榜，对骗子及其骗术采取的是鲜明的批判态度。仁义之道与骗术无缘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行为规范严格划清了正邪畛域。

    从学理上讲，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人物——圣贤，是丝毫没有痞子气、市侩味的，也绝对不会沾染骗子习性。

    似乎是历史的必然，从春秋战国开始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敏感地意识到，礼制的崩溃和道德的失范注定是社会前进的代价。但是，作为社会的良心，知识分子偏执地要为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确立一系列的规范。与此同时，也总是有人肆意践踏这些在学理上无比正确。无比崇高而又为社会所公认的规范，骗子就是这种人。

    骗子的行为是极端自私、无耻、下流的行为，毫无道义上的依据。骗子的道德座右铭就是谋财骗人。这个骗子可能是文盲、半文盲，抑或是文化人，但他本身的知识涵养并不能说明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。无论他是否意识到，他的欺骗行为都是对文化的嘲弄，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。

    每当历史演进到一个时期，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利益的重组，都会让骗子张牙舞爪、大显身手。近代中国正是在西方的炮口轰鸣声中开始痛苦的转轨的，人心不古、世道迷茫、国运凄楚，社会秩序的破碎为骗子丛生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。

   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，近代中国也是传统文化饱受煎熬、进行自我调整的艰难时期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使传统文化面临选择。但学术界似乎遗忘了：在社会底层，在民间生活中，还有一股势力在瓦解着传统文化的信仰大厦，这股势力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骗子。

    传统文化绝非尽善尽美，但它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嘱托，是这个民族奋发向前的根基。否定传统文化就是放弃新生的希望，其结果只能是毁弃前程，而且也会使今天的自己变得面目全非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骗子的横行以及骗术的泛滥只能作负面的评价。

    其次，骗子大行其道，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害。

    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许多因素，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坏的榜样，如骗子之流，对人们的引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腐蚀，应该说不可低估。趋利避害、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。骗子不劳而获的形，对那些慵懒成性、贪图小利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。更为恶劣的是，骗子的存在容易酿成投机取巧的市侩心态，人们不思进取、不务正业、嫌弃劳动、追求贪欲，社会风气日益蚀坏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    虽然社会舆论一再谴责欺诈行为，但是报章对骗术的披露，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人们斗胆尝试一回，在客观上起到不良影响。鉴于此，笔者大声疾呼：本书所有关于骗术的评介，只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史料的一种复述和诠释，旨在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。读者诸君切不可学之、习之！否则，危害社会风气之罪责，你我皆不可推卸。

再次，骗子的泛滥，不利于商业道德的树立。

    商业以诚信为本，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。但是，近代中国大量的诈骗都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。

    商业诈骗之所以成为骗子非常热衷的门道，就是因为商业与金钱的关系十分密切。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，这是货币最重要的两大职能。

    贪婪和私欲是商业诈骗的心理基础，拜金主义是骗子的人生哲学。中国传统文化关于“无商不奸”的道德评判，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要害。当然，正直守法、讲求信誉的商家也大量存在。必须预防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商业欺骗，否则，消费者将遭受损失，商业道德也惨遭践踏，骗子则逍遥法外、其乐无穷。

   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，儒商文化应该是商业道德基石。反观近代中国，骗子之手遮挡了儒商的身影。这种文化遗存，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、新规范与新的价值尺度，都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    最后，骗子的猖獗，是对法制的蔑视。

    近代中国，有识之士大声呼吁“师夷长技”，法制观念渐入人心。但是，现实世界却是法制不力、有法不依。骗子的泛滥成灾，各种骗术竞相登场，都说明近代中国远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。

    倘若立法严明、执法刚正不阿，则一切社会蛀虫都会自行消亡，至少不敢轻举妄动。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中西交汇的转折时期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，各种矛盾十分尖锐，司法队伍滥竽充数，加上政治腐败、局势动荡、天灾人祸、民不聊生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所谓法制建设？

    因此，各种骗子大行其道，公然蔑视法律，贪婪骗取钱财，普通百姓的人身财产权利丝毫得不到保障。

    纵观中国历史，近代恐怕是骗子最多的时期，黑骗、丐骗、正骗、色骗、假骗、装骗、诈骗、神骗、肉骗、串骗、拐骗、赌骗等等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惊讶无比。

    骗子的猖獗，既是一个社会问题，社会现象，也是一个文化问题，文化现象，它说明既要实现近代社会的转换与跃迁，又要进行文化近代化的整合，后者十分必要十分紧迫，不可小看。确立科学的文化观念、社会道德体系与行为规范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对于遏制如魔闹世的骗子文化，大有裨益。 

    中国传统社会的骗术，种类繁多。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，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。中国早期骗术的施行，多见于政治生活中。以后随着城镇都市的繁荣兴旺，骗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活动的舞台。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，又为骗术的生成与施行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。此外，中国传统文化中致力于“正道”的追求，往往又为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广阔空间。如司马光曾说：“孔子曰：‘政者，正也。’夫要道之本，正己而已矣。平直真实者，正之主也。故德必核其真，然后授其位；能必核其真，然后授其事；功必核其真，然后授其赏；罪必核其真，然后授其刑；行必核其真，然后贵之；言必核其真，然后信之；物必核其真，然后用之；事必核其真，然后修之。故众正积于上，万事实于下，先王之道，如斯而已矣。”

    与君子求“真”相异，小人求“诈”。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仁”、“爱”、“亲”、“友”、“信”、“宽”等文化观念对君子的规范无疑为小人行骗提供了契机。

    行骗术施行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行骗主体既有“一言九鼎”的君王天子，也有为虎作伥的将相王侯、臣僚公卿；既有所谓“四民”的士农工商在官场中行骗，也有贩夫走卒之流假冒官员招摇撞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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